《鲁迅日记》现存约80万字，既是史料更是灵魂密码本。

挚友齐寿山

鲁迅先生性情刚直，嫉恶如仇，结怨多人；但他待人至诚，识见不凡，故而身边又不乏肝胆相照的朋友。交往最多、情谊最厚的，除了写下《亡友鲁迅印象记》的许寿裳外，便是齐寿山了：这二人并称鲁迅“一生挚友”。

齐寿山，河北高阳人，出身官宦世家与书香门第，其兄是著名京剧理论家齐如山。迅、齐寿山这两个同龄人，一同进入教育部社会教育司，鲁迅任佥事，齐寿山为部员，两人密切交往了14年余，直到鲁迅离开了北京，两人的交往才逐渐稀少；但鲁迅一直记挂着他，年3月23日，鲁迅在致许寿裳的信中就写道：“寿老毫无消息。前几天却已见过他的同乡，则连其不在南京亦不知也。”牵挂之情，溢于言表。

翻阅《鲁迅日记》，日记中提到齐寿山的文字竟有200余处，远超其他友人。日记中首次提到齐寿山，是1912年6月10日，两人一同出差天津：“午后与齐君宗颐赴天津，寓其族人家，夕赴广和楼考察新剧，则以天阴停演，遂至丹桂园观旧剧。”

“齐君宗颐”，即齐寿山，宗颐是名，寿山是字。想来是此次一同出差加深了认识，了解了对方，交往就多了起来。有趣的是，同月18日鲁迅的日记为：“晨头痛，与齐寿山闲话良久始愈。晚雷雨。”与齐寿山闲话良久，鲁迅头就不痛了，真可谓“妙语解颐”，可以止痛。

鲁迅日记手稿。

“（1912年）二十日上午同司长并本部同事四人往图书馆阅敦煌石室所得唐人写经，又见宋元刻本不少。阅毕偕齐寿山游十刹海，饭于集贤楼下午四时始回寓。”就这样，两人常相约游逛北京的十刹海、厂甸、小市，淘书访古；一起聚餐畅谈，互相借阅珍本秘籍，互赠家乡土产……

1919年，鲁迅在北京购房时，齐寿山曾多次陪他四处去看房，并不断借钱给他；交付房款时，又为鲁迅筹集资金，“（1919年）十三日晴。上午托齐寿山假他人泉五百，息一分三厘，期三月”。

鲁迅一大家人，顺利住进八道湾新宅，齐寿山功不可没。故而，鲁迅从绍兴回来，不忘表达谢意，“上午送齐寿山龙眼一篓”；从西安暑期讲学回来，鲁迅又“赠徐思贻以《颜勤礼碑》一分，徐吉轩、齐寿山各二分”。

1920年2月17日，鲁迅一支到薪水，就第一时间还了部分借款，“下午支本月奉泉（薪水）二百四十。还齐寿山所代假泉（借钱）二百，利泉八”。如此一来，鲁迅身边可就所剩无几了，于是3月4日“午后从齐寿山假泉五十”。5月19日，三弟周建人的孩子周沛大病住院，鲁迅又“托二弟从齐寿山假泉百”。

7月10日，“上午收五月奉泉卅。又从齐寿山假泉四十。”

7月13日，“上午往同仁医院。下午沛退院回家。从齐寿山假泉卅。”

7月27日，“大雨。上午从齐寿山假泉十。”

……

齐寿山就这样成了鲁迅的“应急钱囊”。

1919年，鲁迅刚筹了3500元买下八道弯新宅；还没缓过气，1920年5月，三弟孩子又生了一场大病，住了50多天医院；雪上加霜的是，教育部又常常欠薪，一拖就数月。这手头一紧，鲁迅首先想到的就是找齐寿山“假泉”。当然，鲁迅也找其他友人救急，如1920年的8月2日，“上午得车耕南信。午后从徐吉轩假泉十五。从戴芦舲假泉廿”。

后人不知情的，都说鲁迅不差钱；谁又能想到，鲁迅亦有这种不断“假泉”的困顿岁月。

鲁迅自然也是有钱即还，从不过夜。如“上午收七月分奉泉三百。还齐寿山二百。”“晚收八月下半月及九月分奉泉四百五十。还齐寿山百七十，朱孝荃五十。”由此可见，鲁迅亦是个极讲诚信之人。

当然，也是个重情重义的性情中人。如1923年12月7日，鲁迅日记就记着：“晨往师校讲，收四月分薪水三成五，又五月分者二成，共泉十元。午后往大学讲。下午寄三弟信。赠齐寿山、杨仲和以《桃色之云》《呐喊》各一部。”

同年的12月15日，又记着：“午后往总布胡同燕寿堂观齐寿山结婚礼仪，留午饭。”

以诚相待，以信相交，于平凡处见真情，于患难中显肝胆：这便是鲁迅与齐寿山十几年的情谊。

抄碑岁月

1917年1月22日，鲁迅日记写道：“……旧历除夕也，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除夕之夜，挚友许季上送来食品离开后，鲁迅抄碑至夜半，浑然忘却了新旧更替。在教育部工作期间，鲁迅经常抄校古碑到深夜，日记中常出现“夜抄碑”等字眼，甚至有“夜录《百砖考》七千字”。

《鲁迅辑校石刻手稿》一书统计道：鲁迅抄录、校勘的碑铭260种，其中汉碑有100多种，造像344种，六朝墓志有300多种，经鲁迅抄录并校勘的就有192种。仅1917年，鲁迅就搜集了约58枚墓志拓片。这些墓志拓片，价钱不菲，如1918年1月2日，鲁迅日记中就记着：“晴，休假。午后往留黎厂买《元固墓志》一枚，四元。……”当时，一银元可购大米30～40斤；按当今米价（约3元/斤）折算，就相当于90～120元人民币。足可见其投入之巨与热忱之高。

鲁迅搜集墓志拓片，情有独钟。他特别喜爱南北朝时期的碑志——也就是后人统称的“六朝”石刻，那是一段夹在汉隶与唐楷之间的年代，字体带着天然的稚拙和倔强，就像未长成的少年。鲁迅系统地整理出了《六朝墓名目录》《六朝墓志目录》等。

上文提到的《元固墓志》，便是北魏时期的一枚重要史料，全称为《魏故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雍州刺史元公墓志铭》，刻于孝昌三年（527年）。该墓志25行、每行25字，记载着墓主元固的生平事迹，包括官职变迁、家族渊源等，是研究北魏历史的重要史料，同时也是研究书法演变的重要文献。

这类六朝墓志，以其独特的风貌——既非汉隶的规整，也非唐楷的森严，而是处于字体演变、风格多元的中间地带，充满了朴拙、率真、奇崛、古厚的金石气息，深深吸引了鲁迅。

如此日复一日、近乎痴迷的浸淫，六朝墓志的方折劲健、朴茂天真、不拘一格，便潜移默化地渗入到鲁迅的笔端。那些看似不经意的起落转折，那些不拘泥于帖学流媚的结构安排，都在他大量的“录碑”实践中，被吸收、被内化、被重组，不知不觉中，鲁迅便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书法艺术风格。他的字，脱去了馆阁体的甜熟与刻意，呈现出一种“朴质而不拘挛，洒脱而有法度”的气质，正如郭沫若在《鲁迅诗稿》序言中精准概括的：“鲁迅先生无心作书家，所遗手迹，自成风格。融冶篆隶于一炉，听任心腕之交应，朴质而不拘挛，洒脱而有法度。远逾宋唐，直攀魏晋。世人宝之，非因人而贵也。”郭沫若的评价，点明了鲁迅书风的核心特质：“融冶篆隶于一炉。”这正是长期研习金石碑刻（尤其是兼具篆隶遗意的六朝墓志）的必然结果；“朴质而不拘挛，洒脱而有法度”，则是对其书风源于碑刻之古拙朴厚，又超越其束缚，达到自然流露、心手双畅境界的生动写照。

无论是写给国内友人的信札、条幅，还是应友人之请所书的诗稿，鲁迅的手迹都以其深沉的金石韵味、独特的文人风骨和真挚的情感力量，被奉为至宝。抄碑岁月默默汲取的养分，最终开出了独树一帜的书法之花。

这些作品，无声地诉说着一个文学巨匠在金石碑刻世界沉浸的时光，以及那份对“六朝古韵”的情有独钟，也印证了郭沫若所言——其价值“非因人而贵也”。